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
关于作者
|
用户名：口水佬 笔名：口水佬 地区： |
日历 年月日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快速登录
最新Weblog
最新评论
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
文章
经济学入门者读
为经济学初学者（我）写的读书推荐
本版的读者都是高手，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初学者来。我假定有，本文是为他们写的。
说实话，我至今仍认为我还是一个初学者，尽管我学经济学已经有9年了（十年磨一剑，我还差一年，哈哈）。我想初学经济学大凡都要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那个时候读的是第12版，现在似乎出到第17版了。另一个可供的选择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人大版）。
读完初级就可以开始读中级教材了。就微观而言，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人大版）是不错的选择，涉及了微观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配有案例，没有数学压力；瓦里安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三联版，即《现代观点》）可以作为提高，其章节是专题式的，有一点数学要求，但确实很严禁，和读平狄克那本的感觉会完全不同。
至于宏观，我认为也有必要读两本，其一是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从长期经济写到短期经济，思路很清晰，语言也引人入胜，但对于凯恩斯涉及不多。其二是多恩布施、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也是不错的，第六版和第七版都出了中译（人大版），我个人认为第六版更好一些，数学要求也高一些。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各种经济学的专题和高级经济学了。当然在学习高级前，要有一个好的数学背景。如果你想学数理经济学，我推荐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有多种选择。如果学计量经济学，我建议一定要先有很好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背景，不然学了也是白学。古扎拉蒂的《计量经济学》（人大版）值得一读。
另外丁丁老师写的《给普通人写的经济学》（载于《风的颜色》）是一篇值得一读再读的好文。
再致初学者（我）
对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而言，大约希望从读一本经济学原理开始。
市场上大约有三本书取名《经济学原理》，一本是马歇尔的，一本是杨小凯的，还有一本是曼昆的。但前面两本书都不适合初学者。一本太经典了，而另一本太偏了。只有曼昆那本适合作入门读物。
其实经济学原理未必适合初学者，因为经济学的原理通常要在学了好几年经济学以后才能真正理解。
市场上比较适合初学者的入门读物，大约有三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很多人都问该读哪本，对此我只能苦笑。我想应该哪本都可以吧，你手头有哪本就读哪本好了。事实上除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二版），另外两本我都没仔细读过。一定要作一个区分，我想是萨缪尔森最天才，曼昆的文风最简洁透彻，而斯蒂格利茨比较左派（倾向国家干预）。
对于那些在大学学过一年经济学的读者而言，我想未必一定要从一本入门读物开始，可以考虑从读一本中级教材开始：
对于宏观，我建议将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和多恩布施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读。曼昆的文风更简洁，更透彻，对长期经济以及短期的总供给和菲利浦斯曲线的分析似乎比多恩布施那本更到位。而多恩布施那本对开放经济的分析似乎更全面。市场上另外还有几本优秀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如霍尔的，萨克斯的，巴罗的。其中巴罗那本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选用教材，但属于另一个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是很适合初学者读。
至于微观，我建议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和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结合起来读。前者比较通俗，有很多案例，后者比较严谨，数学要求相对要高一些。可以考虑先读平狄克的，再读范里安的，循序渐进。
有很多初学者希望我只推荐一本书，我一直推荐范里安这本《现代观点》（原名中级微观经济学），但我还是认为这本书略难了一点，从平狄克那本起步比较合适。而且每本书都可能有错（可能是翻译错误，可能是原著本身的错误），比如平狄克的微观关于斯勒茨基方程的叙述就全错了，因此只有结合起码两本教材以上才可能避免某些误导。
建议以上四本书的阅读顺序是：1）平狄克微观，2）曼昆宏观，3）多恩布施宏观，4）范里安微观。其中范里安这本最难，程度也是最高的，学完这本书后，你大约具备向高级进阶的实力了。
伏契克，我心中的英雄--简平的世界
在我念初二的时候，有一天，图书馆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师默默地递给我一本《绞刑架下的报告》，读完后，我非常非常地崇敬尤利乌斯 伏契克——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法西斯英雄。
希特勒德国占领捷克后，作为共产党人的伏契克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地下斗争，由于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布拉格的纳粹秘密警察监狱里囚禁了四百十一天，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被杀害于柏林勃洛琛斯狱中。伏契克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受到极其残酷的拷打，濒临死亡的边缘。在迭遭刑讯、备受折磨、随时都会被送上绞刑架的危境中，他以坚强的毅力，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一部最壮丽的诗篇。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象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
一个真正的人就应当这样,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理想而永远站直自己的身子。虽然我不是、也成不了英雄，但我想,我也应该学着具有英雄的品质、英雄的精神。是的，伏契克影响了我的生活和人生选择。
那时，正值"文革"，常常有人鼓动我们学生去"造反"。有一回，要在阶梯教室开斗争会，看到"海报"我吃了一惊，竟是批判图书馆的那位老师，说他专门用书籍来腐蚀毒害学生。一帮人找到我，要我也上台揭发；他们说我也中过毒，要不然得陪斗。我记起伏契克的话来,正直的人不要忘记好人。那位老师无论刮风下雨，他总是准时地候在门口迎接第一个进馆的学生；他常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眯着眼，在太阳光下修补破损的图书；他还曾向我推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样的好书......我忽然想到，他多象伏契克笔下那个叫"老爹"的难友，这样的人会是坏人吗？我率直地对那帮人说，我不能做违心的事情。结果，我的"三好学生"的称号被撸了，这在当时还真是件严重的事儿，虽然招致了不少鄙视的目光，但我心里觉得踏实，我没有为淫威而丢弃自己的诚实和正直。许多年以后，我和那位老师重逢时提起这段往事，腰背已经直不起来的老人不由地感慨万分，他说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也正是以伏契克来激励自己的。"伏契克为求真理连生命都在所不惜，我们怎能有一点艰难就跪倒呢？"
后来，我工作后不久，就因说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发配到建筑工地当工人。繁重的活儿几乎把我压垮了，蜷在简陋的工棚里，听着窗外的雨，我的心也在流泪。身心麻木的时候，我重又翻开《绞刑架下的报告》，于是，伏契克便一次一次地走到我的眼前，他大声地对我说道 ："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永远是这样的乐观，在二六七号牢房里常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还用嘶哑的声音朗诵聂鲁达的诗句，即使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仍微笑着对自己说，我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英雄让我为之汗颜。我的心开始开朗起来 ，意志也变得坚强了， 这使我得以在劳动中细细体味许多朴素的道理。那时候，我常被派去筑路，渐渐地 ， 我能将刚刚铺好的水泥路面用泥刀釉得光亮可鉴了，我能从夕阳下收工归来的人们的翦影中捕捉到一份美感了。就这样，伏契克领着我走出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日子。
伏契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平凡的生活是应该有英雄指引的。
而今，一种时代过去了，英雄似乎也在远去。新浪潮四处奔涌，鼎沸的人声里已鲜有英雄的声音，人们的心也很难再为英雄而激动。在多元价值观的大冲撞中，英雄落魄了。
这是一种悲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伏契克以鲜血和生命发出的谆谆嘱咐，依旧洪钟般地在我们耳边回响。向上的人类始终向往着英雄时代，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是灰暗和堕落的。
或许，我们这辈子成不了英雄，但是，一个追求完善的现代人，是应该具有英雄般的情操、意志、品格和精神的，仗着这一切 ，我们才能渡过人生中的急流险滩，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让我们永远崇尚英雄吧。
布拉格之春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
——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第一部分
一
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的"布拉格之春"而被五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于是全世界的人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得罪谁？
1968年是现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这个中欧小国以"布拉格之春"而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开端是默默无声的，它没有震惊世界。当时，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中东冲突刚刚开始，美国人在越南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想成为世界革命和造反中心的中国正闹得轰轰烈烈。人们无暇顾及这个仅有150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
在充满危机和火药味的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国曾出过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于造反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只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毕竟不多；再说胡斯早在500年前就被他所要改革的基督教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次伟大的、以悲壮结局的著名改革之一。
这个国家真正有名的倒是那位始终笑眯眯的好兵帅克，他幽默、和善又极能忍耐。人们提起捷克斯洛伐克，便会想到这位帅克，想到帅克，便会有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一个乐天安命的民族，一个让人放心的民族，因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了对20世纪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布拉格之春"时，居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布拉格之春"能以闻名世界，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的结尾——悲壮的、震惊世界的结尾。
等到全世界开始瞩目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时，她已经终止了，春天早已逝去——那一刻的时针已经指向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点......
这是一个黑暗而不祥的夜晚。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巨型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并吐出坦克、大炮、卡车和军需品。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哩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一个政权被逮捕了。
72岁的总统斯沃傅达得以幸免，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未来开会；而且他的职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礼仪性的。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捷克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捷克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闻名于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20年，她曾以白山战役闻名于欧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丧失了主权，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从那时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300年，一直到1918年才获得独立；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捷克又一次闻名于世。这一次，她成为欧洲大国妥协的牺牲品，被迫屈从于纳粹德国的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现在，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又一次以她的悲惨境遇而引起世界的注目。人们从报纸上、广播里寻找关于捷克的消息，全世界都在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要攻打这个从不攻打别人、从不招惹别人的弱小民族？
这个问题不复杂，人们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枪炮是针对着"布拉格之春"的。
于是全世界又开始探问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有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便有了"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是改革的同义词、"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篇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幽灵就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世界。
共产世界是人类理想的结晶，是人间的天堂。当然，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评价，但那只是敌人的反对；或许颠倒过来说：反对的是敌人。这就够了，仅此一条，便可以使这个世界高枕无忧地存在下去。
然而突然间，一个批评的声音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升起，向全世界揭露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这真是让这个世界震惊而又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无论怎么论证，也无法象以往多次成功地证明过的那样，证明这一次的致命打击来自敌人，因为此人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首领。
"敌人才反对，反对的是敌人"这个逻辑杠杆断折了，这个世界失去了支撑点，顷刻之间失去了平衡，倾斜了。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次打击就是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实行独裁专制和血腥暴行的控诉。
不再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了。人们开始追究它的罪恶，思考它的缺陷。
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民便不愿意照常生活下去，而统治者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仅仅能让这个世界产生这样的思考和愿望，1956年2月25日便成了一个辉煌的日子。
从那以后，也有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
有了改革，共产世界便不再安定，人们为思考、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变得不安份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能实践一下新的统治方式而批判了斯大林，枪毙了贝利亚；清洗了斯大林分子，把共产世界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
在匈牙利，纳吉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震惊了全世界，并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兰，人们为了结束斯大林时代而将一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哥穆尔卡拥戴上台。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波兰人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共产世界在折腾、在动荡、在流血；然而，这一系列的折腾、动荡、流血并没给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折腾而被赶下台去，纳吉因为他的政治理想而被绞死，而以流血示威才将哥穆尔卡拥戴上台的波兰人民发现：这个人在14年后竟然下令向同样的示威人民开枪射击......
当然，这些代价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使后来的人认识到，这就是改革——即使是不成熟、不成功的改革。
人们从这些不成功的改革中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靠撤换某一个当权者或改换某一届政府；人们还从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中懂得了搞清楚改什么和怎么改？对改革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个问题。
"布拉格之春"就是在这种思考之后出现的改革，"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布拉格之春"比上述一系列改革要晚整整10年，捷克人确实是一个能忍耐，能沉得住气的民族，她们的春天来得太晚。然而，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幸运的，才能有以前几次改革所没有过的冷静、思考和成熟。
三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是稳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然而，在这种稳定背后，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却无声无息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和造反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所针对的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它没有过松动。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存在10多年；在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里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还有，同样尊严地紧闭着嘴，同样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然而，他是位轻量级的政治家。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第一书记，文化素养很低，完全不具备一位政治家应具备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洞察力，他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仅仅因为他是1921年刚刚建党时就参加了捷共的老党员和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所练就的政客手腕；更主要的，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恐怖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象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未、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没有一个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逃过这种劫难——
匈牙利的拉伊克（匈关书记、内务评长、外交助长。1949车被绞死）；
保加利己的科斯托夫（保共书记、代总理。1949年被处决）；
阿尔巴尼亚的佐治（阿共领导人、副总理。1949年被处决）；
波兰的哥穆尔卡（被共第一书记、副总理。1951年被捕，判终身监禁。他是被请先而唯一幸免一死的东欧领导人，并于1956年重新掌权，是一位非常值研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同样的政治恐怖。
它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流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还有一点，诺沃提尼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真正重大的内外方针当然要由苏联老大哥决定。上至党的主要领导人，下至州的第一书记的任命都得莫斯科批准。尽管这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却可以少担责任，少费精力。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者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当看到比他更有声望的纳吉因为改革而被绞死，哥穆尔卡为改革穷折腾了一阵又回到老路以后，他更为自个儿的政策稳定性而骄傲了。
诺沃提尼有骄傲的本钱——他的政权是稳固的，他的国家是安定的。
然而，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感觉——一个迟钝的政治家的错误的自我感觉。一个10多年没有被人批评和反对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威胁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对公众的掠夺和和损害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四
政权蜕化、经济衰退使诺沃提尼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不改革会失去权力，改革要放开权力。诺沃提尼愿意松开他的手吗？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一位捷共中央书记曾经说："在60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重要标准是你是否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的帮派。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玩过扑克牌，往往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诺沃提尼把他的别墅建在树木葱绿的小山间，里面装着蒸气浴及从西欧进口的高级设备，外面警卫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其他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享受，"他们可以免费出国疗养，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将贵重的礼品送给外国同事，又以国家的名誉为个人收得同样贵重的礼品。"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路易十四说过的话"朕即国家"，对这些20世纪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仍然适用——尽管宪法上明明写着，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
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诺沃提尼错误地把政策上的让步当作政治胜利。他以为，大清洗中被捕的7万人和被开除出党的15万人已经恢复名誉，他的国家将不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人民应该知足，应该对生活在没有政治恐怖的德政中而对他感恩。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感觉到了的致命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到－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到－2％，整个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0．5％，几乎等于零。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实行改革，会失去权力。
然而改革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这是诺沃提尼最难接受的，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了。
五
诺沃提尼将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了一条小缝，他要改革了——他要在不触动官僚政治的前题下解决经济难题。于是，科学家们便避开政治，去进行经济改革设计。
把诺沃提尼在下台前为使他的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而采取的小修小补也称之为改革，的确不够准确。但考虑到改革这个在当今共产世界运用得最多的词，已经变得如此丰富，就象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几十年的运用中已经变得那么丰富、多义一样，我们很难对它的概念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不必如此苛求，我们应该将一切愿意动一动的意图都称为改革：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铁托式的、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甚至还有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诺沃提尼式的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改革，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的考虑简单却实用：把生产力促上去，把经济搞好一点，使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一些；当然，也为了使他的人民过得好一些。
单凭最后一条，我们就不能说诺沃提记没有一点儿人民性，只是他的人民性既不具有民主主义、更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人民性是原始的、粗俗的，并且带着他一贯的家长意味。他为人民界定的美好生活是，不被皮鞭抽打和生存需要的满足。
60年代，诺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马车之一的科尔特曾以代表团长的身份去过巴黎。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细地从下面看到上面。晚上，在大使馆，科尔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这也是一种诺沃提尼式的人民性：简单却真诚，原始却有意义。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粗俗的人民性，它使共产世界有了许许多多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象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无论有怎样的想象力，也难以在这两位伟人身上找到共同之处！
诺沃提尼找到了：他们都是共产世界的最高主宰，都是他的直接上司。他必须崇拜，必须照办——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大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然而，诺沃提尼是一位慢一拍的政治家，他的照办总是慢一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仿效有所犹豫和思考，而是出于对前一任主子的忠实和崇拜。所以，苏联已经枪毙了贝利亚，诺提提尼还在继续他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怖，赫鲁晓夫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诺沃提尼却拖到1962年。
赫赫鲁晓夫1962年下台，他却不会立即转弯，竟给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难过和遗憾的电报。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政治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或许，他1968年3月的下台与此不无关系。
这种慢一拍的官僚惰性，使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之后还采用了赫鲁晓夫式的改革方式。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这个人选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在诺沃提尼的改革中却没有成功，他的作用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改革的理论并不比改革的勇气和诚意更重要。
希克教授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允许他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改善严重衰退的经济状况，又要求他必须"利用现行制度的优点"，必须强调"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在这种即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才能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然而，这些措施在当今的许多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纲领性方针，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改革是不需要的。问题只在于它的局限性和难实现性。
这次改革失败了。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权限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得到好处的只是利用权力下放和价格开放的特权者和各类投机者。
新经济措施没能解决因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这个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希克教授要求扩大企业领导权力的同时，相应扩大工会权力，实行工人自治的主张不可能在那些由大小官僚占据着舒服位子的企业里实行。
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改革主张赶下台去——尽管希克还是一位中央委员，官僚们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圈子里的人。这个政治头衔是业余兼职，他只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教授，比起搞政治出身的职业官僚来说，他仍然是异类、是微不足道的。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工人缺勤严重、生产停滞、政府财政赤字在1967年达到50多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中渗透了官僚政治，官僚们决不可能根据经济规律和社会利益作出决定，人事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考虑是压倒一切的。这些政治弊端，当然不是经济改革可以革除的。
希克教授等人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种智囊式的呼吁和进谏当然不可能动摇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官僚结构。
诺沃提尼既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接受经济改革，又怎么可能迫使他们接受对官僚来说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再说，诺沃提记本人也绝不会同意政治改革。他之所以让经济学家们试一试，而把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一条小维，是因为他相信可以不触犯官僚政治而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可以考虑，但政治上的民主化却绝对不行。
经济解决失败了，政治解决的课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自发的、自下而来的改革浪潮必然涌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的产生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致，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现在，1967年的春天已经逝去，下一春天还得等待半年，然而这一次，这个善于忍耐的民族，这些等待了几百年的人民不再等待了。
六
人民愤怒了——对那个糟蹋了社会主义，又来糟蹋改革的官僚政治愤怒了。然而捷克人没有感情用事，他们思考着，对改革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理智。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科学家，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绝不是对改革冷淡、超然、摸不关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人巳经没了"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幼稚。那几年，人民关注着、倾听着、思考着......
他们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能思考和参与改革，捷克人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缺少这样的文化精英，缺少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还得依靠另一部分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同样埋葬了改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中感到了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失望、不满而挺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是一个与匈牙利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改革的官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持他们站出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人民推出了这些改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拉格之春"一起成长、前进，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得到证明——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们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七
作家们带着人民的焦虑和不满去攻打旧的政治体制。他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理想的设计。
科学家从经济和科技着手去振兴民族，作家们却从政治和社会着眼去思考民族的命运；科学家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捷克作家是"布拉格之春"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才华和文学手段不如说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专门为消遣、为纯艺术、为自我而写作的作家。"在他们的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始终携手并进，所以，捷克的主要文学家大多能跨越写作与政治这条界线。"
尤·伏契克，一位作家会被送上绞架；而即使要上绞架还能写出象《级刑架下的报告》这样的作品，这就证明这个民族的作家具有怎样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
如果以纯文学的观点看，这当然是文学的不幸。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藐视那些精神贵族的藐视，而肯定地说，这是捷克作家的光荣，是捷克人民的幸运。
捷克作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在地下策划反政府的政变，所以没给我们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他们的斗争是很有效的。
作家们在向诺沃提尼的官僚政治发起全面进攻之前，曾有过一次动员和演习。
1963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协代表大会上，作家们检讨了他们曾经接受和宣传过斯大林主义的道德问题。他们承认，"我们中每个人的良好声誉都有一个永恒的污点，因为我们都谴责过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这些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作家诺沃麦斯基在愤怒地对专制表示抗议和控诉的同时，沉痛地检讨了作家被迫充当专制工具的耻辱。
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作家们找到了。
他们宣布——
作家有权利和义务宣传"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是官方的主观意见；
作家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
他们还宣称，共产党员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
作家们找到了"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思想武器，使诺沃提尼政权特别恼火。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些要用马列主义原则改造共产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是要否定共产党的反共人士。这给直接地、公开地镇压带来困难。
诺沃提尼能做的只是指名批评了某些作家，说他们"间接地攻击党的政策"，并警告说，作家们"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这次交锋到此为止。对作家来说，这是一次思想更新，一次行动操练，它使作家们可以在更接近真理和人民的前提下越来越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真正起作用的力量。
决战是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开始的。
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这个代表团加重了这次会议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简直不象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倒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这次大会的政治影响也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打响战斗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明确地针对群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昆德拉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及反动本质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有了昆德拉的发言，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他们群情激奋。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封信未能在莫斯科宣读。捷克作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这封信，既表明他们的勇气，也表明这场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地带。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要民主；反斯大林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官方代表团长曾经几次上台，耐心地劝解作家们，别脱离马列主义世界观，别偏离党的路线。
这种陈词监调当然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
于是，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脱掉外衣，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到台上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这种激动的表演同样未能奏效，反而用他自己的形象将诺沃提尼政权的统治人格化、具象化了——那是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一个既要反扑，又无力自卫的形象。
最后，亨德利赫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以政治权力为题，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言。瓦丘利克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气氛、人际关系、人民的处境、心态都准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深刻又富有文彩。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级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衡心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强烈地为自由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裁缝不能到维也线去住3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30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瓦丘利克认为失去自由的社会，将是失去创造力的社会：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没有选择恶毒咒骂的字眼，但这篇演说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深刻，而且有着非常准确的现实针对性。它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反共人士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份量。
然而瓦丘利克不是反共人士，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的代言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他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要说明的是，瓦丘利克的这篇演说未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出来。它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才与读者见面，并成为这个春天的基本纲领之一。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书，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雏型。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作出的。
在这次全会上，气急败坏的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久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警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全会还决定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时编辑部。减少分配给作协印刷厂的纸张。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专制又一次占了上风。然而没关系，这些作为日后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在作家大会的决议中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
这是人民的愿望。既然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顺应这股强大意志力的阶层和个人迟早会汇集起巨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小小反复，这点儿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对捷克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作家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改革的设计。
现在——1967年冬天就要降临的捷克斯洛伐克，痛苦有过了，成熟的改革思想有过了，不成功的改革实践有过了，摧毁旧体制的壮举有过了，表达整个民族意志的勇气也有过了；现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应该登上舞台了。
社会主义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诺沃麦斯基
作家有权利和义务宣传"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是官方的主观意见；
作家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
他们还宣称，共产党员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
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级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强烈地为自由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裁缝不能到维也线去住3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30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当足球在脚下时各类球员的表现
如果冷静的推射入网,那他是德甲球员;
如果发力抽射,那他是英超球员;
如果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下侧身凌空抽射入网,那他是意甲球员；
如果选择死角射入球门，那他是西甲球员；
如果一个黑人继续表演着他的踮球过人然后一脚射门射空，那他是法甲球员；
如果转身把球挑起来然后倒勾，那他是里瓦尔多；
如果还发力并且射不进去，那么是主场对摩纳哥的切尔西队员；
如果没射进去并独自一人顺势倒下并判对方后卫犯规吹了点球，那他是世界杯上的韩国队员；
如果前锋位置不利，没有任何射门角度时被对方后卫绊倒，那后卫肯定是格雷斯科；
如果还不想射门想把对方后卫过一干净，那对手是中国队；
如果对方后卫过来把球抢下并带球轰入自家球门，那这是老虎杯比赛；
如果一脚踢上看台，那是李铁；
如果比李铁踢的还高，那是周宁；
如果比周宁踢的还高，那是李东波；
如果比李东波踢的还高，那是发射爱国者呢。
进球之后跑到场边庆祝，一堵墙塌下来把他砸伤，这人是帕勒莫
如果进球后做出农民式的伸右手庆祝方式,那一定是希勒.
如果进球后从内裤里拿出头套准备假装蜘蛛人,那是马克斯.
如果进球后从内裤里拿出铁锤准备砸向同伴的后脑,那他是...
如果突然不踢了,突然把衣服脱光,跑向裁判出示红牌,那他是那个裸奔之王
如果这名球员突然倒地，对方众后卫上来与其咬，颜射，这是日本J联赛......
如果球是向角旗方向飞去，在1/4烛香后球又自己飞回球门的那是卡螺丝......
如果是斜里冲过一个肩膀比头还高的人一脚大力抽射，球贴地地滚向角旗。该球员耸耸肩骂句戳比，那他是范志毅。
如果他不射门，还继续带球，并且把球带出了底线，自己又摔倒了，那他是李毅！
如果被对方后卫踢倒了，判罚了点球，这时候该前锋后退20米助跑，突然一个鱼跃在草皮滑行10米然后用头把点球顶进去了，那他是比埃霍夫
如果球被对方后卫合理的铲掉了，而该前锋躺在地上抱着腿痛苦的打滚，而发现裁判不予理睬后，站起来拍拍土又跑了，那他是姚夏
如果该前锋突然一个启动加速，却不小心踩住了皮球，往前一滑，一个劈叉，大腿拉伤，那他是张玉宁
如果一个蜻蜓点水越过龙门、踩着看台上一溜脑袋，拎出十三姨的辫子回家的，那是黄飞鸿
如果他带球过完所有的对方的后卫,面对空门,突然大喊:\"不射,不射,老子就是不射,45分钟不射!\"
这是伟哥广告
如果把球停在球门线上，再慢慢用头把球顶进门去的，那他就是鲁梅尼格
如果把球停在球门线上，然后用头顶进去,那他就是宿茂臻
如果把球停在禁区线上,然后大力抽射进去,把球网都打破了,那他就是巴第思图塔.
如果把球停在中线上,然后吊射进去，那他就是贝壳汉母.
如果把球放在自己一方的球门线上，然后一口气把球吹进对方球门，那么他就是——阎世铎！！！
mm
乐观有趣幽默，
"其实我，知道他对我好"（就是骗她也成）
"他很在乎我，心里只装得下我一个人"
他的眼神，
他对我说话的口气
无论我如何撒娇，他总是狠满足我，无论我做错什么，他总会原谅我，
他不会苛求我，只是会给予我，不会忍心看着我受伤，看着我的眼泪他会很受伤
陪着我，他不嫌累，"他总是说，和我一起就是最快乐的，一点倦意也没有......"
他给我好多好多承诺，哪怕是一小点不经意的东西，他会乐意照顾注意到，因为他
总是在乎我，会细致到我的每一处每一事。
每到周末，他一定会陪我到电影院，要么就是到处逛街，
每一天，他总会说至少一百句"我喜欢你"
每个晚上，他总会在电话线的另一边独自说上二个小时，然后他会说我打电话的目的只
是想听你的声音
每一次吃饭，他总是可以请客，因为这是他乐意的，如果我不肯，他会很不高兴
他非常小心，因为他说他怕我会被别人拐走了，要时刻守着我
......
——就说到这儿吧，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受骗吗？
Venus
burning like a silver flame
the summit of beauty and love
and venus was her name
she's got it
yeah, baby, she's got it
i'm your venus, i'm your fire
at your desire
her weapons were her crystal eyes
making every man a man
black as the dark night she was
got what no-one else had
Lonely
I am lonely lonely in my life
I am lonely lonely lonely
God help me help me to survive!
Remember first time we met day one
Kids in the garden' playin'
games heaven' fun
Excitin' and amazin' havin'
a real friend of mine
Feel my heartbeat and for
real friend of mine
Face to face and eye to eye
Usin' our hands to buy and supply
Chillin' is cool from january to june
And we still stiked together
like the glue
And know the rules
Forever you and i and believe
it was clear
If i ever should fall
i could count on you with no fear
Runnin' out of time i see who's fake
Alone without protection
from all them snakes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i was to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matter
if your young or old
Nana's in the house to let you know
What i see is how i fell and damn
我们必须警惕：中国沦为信息时代的半殖民地（翟玉忠）
二十世纪中叶，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利坚合众国凭借其先进的科技基础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就像蒸汽机的发明迅速迎来了大机器时代一样，计算机技术在过去五十年里迅速向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领域渗透。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并开始在原苏联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研发。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达十年的政治干扰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严重缺位，中国在信息时代又一次落伍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失去了关键技术的造血功能还被跨国公司压迫在产业食物链的最低端。
就像原始部族的战争形态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一样，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也与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迥然不同。信息时代的战争表现为总体战，其主要特点是战区纵深的无限性和不宣而战，它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争间隙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既定战略目标。正是信息时代战争的以上特点，使得战略对手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就能够通过分解敌方产业和瓦解敌对国家人民意志的方式消蚀其军事实力，甚至最终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把敌对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廉价产品供应地和高附加值产品倾销市场——一种标准的半殖民地状态。
今天，我们必须警惕：中国沦为信息时代的半殖民地！
中国是如何落后的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对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说，甲午之耻都是要铭记在心、卧薪反思的。甲午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花巨资引入国外先进战船组建的北海水师覆灭之后，失去了海权的中国大门洞开，列强鱼贯而入，从火烧圆明园到南京大屠杀，那些民主自由之"文明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时总想写一部有关甲午战争的巨著，然而每次下笔都悲极而泣，这位伟大的作家至死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这一夙愿！
反思自己的民族为什么落后的是痛苦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避问题，将头埋在沙子中歌功颂德呢？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无论这种历史是光荣还是耻辱；那么中国在上个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是如何一步步落后的呢？这要从中国IT业的历史说起，因为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IT业是信息时代的灵魂，信息时代也就是利用IT技术开发新产品，改造传统产业，重构人类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
1956年，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已经显现出新时代的曙光。新中国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之中，依照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年8月，成立了由华罗庚教授为主任的科学院计算所筹建委员会，并组织了计算机设计、程序设计和计算机方法专业训练班，派出一批科技人员赴苏联实习和考察。
当时冷战的铁幕已经徐徐拉开，在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原苏联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机的核心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计算机研制和应用的骨干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据张效祥回忆，104机研制的全过程中，从1957年底开始，先后有6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1959年国庆节，104计算机宣布完成，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它是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共生产了7台，当时我们许多重大科研课题都用了104机，其中包括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科学计算。
104机是在仿制原苏联БЭСМ-Ⅱ计算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插曲。1957年底，中国开始与苏联洽谈帮助我国研制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问题。但苏方认为在中国研制计算机条件不成熟，建议我国派出科研队伍去苏联成立研究室，在苏联研制出第一台大型机。我们很快意识到，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台先进的计算机，而是一支中国自己的研发力量。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研制，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科研、工业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基地和队伍。历史证明，选择在中国自己研制计算机是正确的，它确保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和苏联交恶之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仍能高速发展。
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研制成功；1965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DJS-Ⅱ"型机的操作系统编制完成。1959到1965，这是中国IT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国内有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与苏联剑拔弩张，但中国的计算机已从"仿制" 走向用国产元器件"自主研制"，从第一代"电子管机"跨越至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第一代IT工程师们的丰功伟绩！
就"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整体水平，我曾问1961年就进入中科院计算所，参与了119机、109机研制的倪光南先生。他告诉我说，当时世界上能够自己研制计算机的就是美国、前苏联、法国、英国几个国家，我们和他们没有很大差异，我们也是比较先进的，至少和英法的水平差不多。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十年动乱对中国现代化，对中国IT业的发展是一场灾难，当世界范围内信息时代的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开始落伍了。1976年，克雷向量计算机问世，速度已达到每秒二亿次。而直到70年代末，我国最快的大型计算机速度仅为每秒三五百万次，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政治的是非无法掩盖残酷的现实。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仍有新的机型问世，但由于许多为中国计算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技术骨干被下放劳动，受批判或靠边站，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研制工作十分缓慢。计算机科学专家苏运霖就曾因翻译了当时著名的《课程表68》受过批判。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信息时代的太阳在西方已经冉冉升起——
1967 年 ，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成立，它成为生产半导体制造业所需制造设备最早的公司之一 ；
1968 年， 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双双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创建了 Intel ，生产存储器；
1969 年， Jerry Sanders 离开仙童公司创立了超微设备AMD 公司 ；
1970 年， 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PARC） 成立，后来开发成功了激光打印机，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 （GUI） ；
1971 年 ，Intel发布了第一台"单芯片电脑"，后来被命名为 4004 微处理器。
同年IBM 的艾伦·舒加特（ Alan Shugart ）发明了软盘；
1972 年 ，惠普公司设计了第一台手持科学计算器 HP-35C ；
1973 年， 鲍伯·梅特卡夫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 施乐公司） 发明了以太网这一局域网技术 ；
1974 年，Jimmy Treybig 和一群幻想家设计出世界上第一台容错（ fault-tolerant ）电脑并创建了 Tandem 电脑公司；
1976 年，史蒂夫﹒伍兹尼克和史蒂夫﹒乔布斯以一辆大众公共汽车和两台 HP 计算器为财产，在一个车库里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依照摩尔定律，芯片上所能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翻。那么这对浪费10年光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金怡濂先生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曾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大型计算机。在花费巨资购买机器的同时，还被迫花钱"聘请"两个"洋监工"。卖方明确规定：中方不得将机器派作他用；不得接触机仓内的核心部件；开机、关机，必须由外方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在大机房内还隔出一间小控制室，并规定该控制室"中方人员不得入内"——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这是怎样的耻辱啊！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中国IT业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根据中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将计算机发展重点转到微型机上，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组装的同时，积极开展国产化工作。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改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全国计算机发展规划。1983年1月，在北京召开计算机工业长远规划专家座谈会，制定了"六五"、"七五"和2000年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的长远发展规划。
同时，我们意识到中国科研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在"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方针的指引下。1980 年10 月 23 日，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办了民办科技机构" 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春先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 40 余家，营业额 1800 多万元。也是在这个时候，1984年11月，地处关村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宣布成立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的前身。
联想集团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IT业发展的缩影。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严重缺位，这家依靠中科院计算所数十年的技术储备，承载着中国IT界无数精英光荣与梦想的企业是如何失去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从一家高科技企业转化为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
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亲子，创业者和技术全部来自计算所。公司成立初期，它继承了计算所的成果，所以只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联想式汉卡的产品化。1985-1987年，公司累计营业额是0.911亿元，利税2970 万元， 利税率达到29.7%，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很快，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多种型号的联想汉卡、电脑主机板、联想电脑、联想激光打印机、程控交换机等产品。1992年，中科院发文嘉奖说："公司成立8年来，共研制开发出381项高新技术成果，获得科技、经济奖励的有60余项，其中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机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全体职工的艰苦劳动，目前的联想集团已初具规模，成为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集团"。
曾经有十年时间，联想的两位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能很好合作，共同实现科技产业化，一时在中关村传为佳话。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倪光南对上市过程提出了异议，由此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作为一位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倪光南希望加大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在内的研发力度，把握计算机和通信融合的机遇，依靠联想已经开拓的大市场，坚持科技产业化的方向。而柳传志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认为联想的力量不具备大规模研发实力，至少这种研发存在较大风险，从一贯支持倪光南的科技计划转到一概反对倪光南的科技计划。随着二人矛盾的表面化，倪光南于1995年被免职。此后，联想的科技骨干纷纷离去，芯片设计、程控交换机等项目纷纷夭折，公司也不再设"总工"，科技开发战略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陷入瘫痪状态（1995-1998）。直到1998年柳传志发表了"贸工技三级跳"的著名文章，联想从此开始走上了"贸工技"的不归之路。
联想继承了计算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其结果却成为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这是怎样地令人痛心啊！不能将一个国家在某个产业上的失败归罪于哪个公司，但是通过对联想集团的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产业政策严重缺位导致的恶果——八十年代中国IT业黄金时代过早的结束了。
1992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像史前巨鳄一样，凶残地将中国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撕碎
吞食，中国则成了大跨国公司竞争的战场——就象100年前日俄战争中中国成为双方角逐的战场一样！
信息时代的总体战
长期以来，陈君就成了我朋友圈中被嘲笑的对象。从日本留学回来，进了丰田公司，上司对他器重有加，他自己却总想离职。理由很简单，在日本公司工作自己感觉像"伪军"。作为倍受地方官员尊敬的丰田公司销售代表竟称自己是"伪军"，这恐怕有点太"义和团"了。朋友们大都这样认为。
一天晚上和他一起散步，站在北京五光十色的霓红灯下，我劝他说："你看，我们的经济也在飞速发展，用不着看数据，眼前的景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全球化时代......。"还没有等我说完，他说打断我的话："日本的大钢铁公司在夜色下比这还要辉煌！"我不再说什么，因为感觉我们谈得不是一个问题。
直到有一天，朋友们知道陈君必须离开丰田了。因为他在歌厅里一拳将自己的上司打倒在地，并用脚踩在了那个日本人的肚子上。原因是那位上司在歌厅里公开对中国小姐无礼，以至于陈君一怒而起，拳肢相加。但是天不遂人愿，事后我们得知，陈君并没有被解雇。第二天，那位被打的日本人还主动向他打招呼问候。
去年春天，那是陈君决意离开丰田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之前。在餐桌上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时局图》！"这是大家的第一个反应。这张图一眼看去很象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时局图》！《时局图》是中国近代时事漫画的杰作，它把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形象地展示出来——但等大家细看，发现这不是《时局图》，那张图标示的是外国大汽车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情况。通用、丰田、大众、本田、现代等几大集团已经明确地在中国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市场已经被瓜分殆尽！
那天晚上朋友们都不怎么说话。我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自己则从关注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到关注诸多战略产业了。我要将这张图翻拍或复印，陈君说不能，它属于丰田的商业机密。作为一位新闻人，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看到它！！
1992年是当代历史的转折点。随着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徐徐降下，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陈营取得冷战的最后胜利。冷战是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总体战，它没有明确的宣战过，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信息时代信息的无障碍传播，突破公司和社会全球治理的技术瓶颈，使以经济和宣传手段从内部摧毁敌方的产业基础和精神意志成为可能。
谈到苏联的失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恰如其分地总结道："苏维埃帝国从未在战场上输给我们。它的制度是从内部腐烂的，源于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失败。"1991年6月，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的调查，调查对象为苏联高级官员。结果显示只有大约9.6%的高级干部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有76.7%的人认为苏联应实行资本主义；当时的经济情况是，1991年苏联国民收入急剧下滑15%，工农业生产普遍衰退，粮食产量比1990年减少5000多万吨，石油、煤、钢产量大幅度减产；金融混乱，1991年财政赤字达3000亿卢布，内债近10000亿卢布，外债达1200亿美元；有1/3的居民生活贫困。最后苏联只剩下一根救命稻草——西方的经济援助——苏联要价1500亿美元。
欧洲的缓和加速了美国在世界岛东部一线的扩张——中国成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军事上，美国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减少在东亚的驻军，反而将战略前线不断前移，加强了日本-关岛一线第二岛链的战略存在，在吉尔吉斯坦试图长期驻军的同时要求在马六甲海峡驻军。如果美国在马六甲海峡驻军成为现实的话，中国将被完整地装进一个战略口袋之中，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将极度恶化。
也是从1992年开始，西方跨国公司开始有步骤的在中国吞并战略产业。从1993年-2002年短短的十年时间，全球500强公司差不多有300家在中国投资，还有一些设有代表处，加在一起大约400家。中国加入WTO后，那些已经在中国形成垄断地位的大公司立刻开始在中国本土上展开了撕杀。
操作系统和CPU是信息时代的神经，在中国市场二者长期为Wintel联盟垄断。 一块带有"Intel inside"标志的芯片是没有标志的同性能芯片价格的近2倍，而微软Windows授权价格则占到了低价电脑价格的1/10还多。它们"吸取了中国IT业的主要利润， 制约和影响了整个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控制和主导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和步伐，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且威胁到国家安全。"著名IT评论家方兴东先生如是说。最近，联想推出的2999元"圆梦"电脑采用了AMD处理器，INTEL迅速站在国内一家电脑厂商的背后进行反击。在这幕闹剧中，中国的所谓高科技企业不过是AMD和INTEL手中的玩偶而已。
再以直接关系到国防实力的航空业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们放弃自制运—10后，航空部提出了通过国际合作、雄心勃勃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 100 座级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 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干线大飞机的能力。但是在波音兼并麦道后，1997年4月，波音宣布从1999 年中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的MD—90 机型。之后，刚签了约的欧洲空中客车马上毁约，终止在中国联合研制AE—100 。波音和空中客车几乎同时取消与中国的合作，使中国航空工业"三步走"计划立刻成为泡影，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价道："这对中国萌芽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她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者的计划遭到怀疑。"当一位军队的同志讲目前我们用外国的发动机，外国的雷达系统组装的战机如何先进时，我想到了北洋水师——中国必须有自己完整的航空工业！
从饮料到日化，从汽车再到大型工业软件，跨国公司在中国诸多产业已经完成殖民化。多年以来，经过跨国公司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制定的许多产业政策早已被逐步突破，有些甚至是名存实亡（如在汽车产业中）。
对于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明显占优势的产业，外国企业和政府主要是采取政治、经济、甚至外交手段对之进行围追堵截。比如彩电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彩电生产线的产能曾达到8000万台，而全球一年的彩电需求也不过1.2亿台。即使在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诸多厂商倒闭之后，今天中国彩电的生产能力仍超过5000万台。在国内市场每年的需求仅为2500万台至3000万台的这种情况下，各大彩电厂商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他们甘愿放弃自身品牌，以极低的价格向国外大型连锁超市销售。在美国五河电子公司（Five Rivers Electronic Innovations, LLC）会同两家电子业工会组织向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中中国彩电企业败诉后，中国彩电巨头纷纷移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康佳、创维等均在墨西哥设立彩电生产组装基地，从国内采购元件，然后在墨西哥进行组装，再以整机"墨西哥制造"的身份曲线进入美国市场。但这远远不是事情的终点。最近又有消息称，五河电子公司目前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上诉，声称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幅度裁定过轻，要求国际贸易法院加重对中国彩电的惩罚力度；另据墨西哥《经济学家报》报道，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金属、机械企业将采取联合行动，限制中国机械进口，涉及主要产业领域有汽车和家电。三国相关阵营希望于今年11月间将联合阵线具体化——看来中国优势产业在美洲大陆很难有立足的机会。
当农村的小孩子哭着抢着要可口可乐的时候，当人们在网上探讨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在跨国公司的产业殖民化中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它远远超过了经济本身。
中国人爱中国货
中国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快。今天，在谈论世界经济时忽视中国是愚蠢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过去3年中中国GDP增长占到了世界GDP增长的1/3，仅次于美国占世界GDP总量的13% 。到今年年底，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同时，由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市场，中国还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它是世界的生产车间，生产了世界2/3的影印机，微波炉、DVD和鞋子，生产了世界近一半的数码相机和近2/5的个人电脑。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将在未来10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在不久的将来她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可达9%，高于原来8.5%的预测；正是在中国等经济发展的拉动下，今年全球经济正以3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高达5%。
那么上述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呢？不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科技带动的生产力的提高，它是以资本投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人力资本投入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物力资本投入取得的粗放式增长。来自第四届中国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发布暨产业发展研讨会的消息说，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了87.8%；对我国"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光通信等技术领域的分析，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更是占了85%以上。
在珠江三角地区，由于农民工工资待遇极低、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从去年开始甚至出现了"民工荒"。在东莞，一般工人的工资只有400元左右，工作时间至少达到10个小时以上，一个制鞋厂的工人曾经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他所在工厂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并且要忍受极难闻的气味，而每月工资只有350块钱。处于世界产业食物链的底层，中国的劳工只能这样。工厂几乎没有能力改善工人待遇——那些小电子厂的主要核心部件主要是外采的，一个耳机只能挣几分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赚的就是人工的钱。"
中国经济是大而不强，它很象邪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兰德公司的亚洲问题专家William H. Overholt形象地将今日之中国比喻为一个被狮子追逐的人。如果你只看这个人，你会发现他跑得很快，如果你看那个狮子，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很可能会被狮子吃掉。
2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年后，我国的企业正在逐步丧失科技创新的内力。现代史表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日本人从来没有将自己在二战中的失败归因为军国主义，他们认为是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更不能指望别人会无偿的给我们技术。"以技术换市场"是不行的，市场我们让给了别人，可技术我们得到了吗？先进技术不像美国的国库卷，它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尽管从"巴黎统筹委员会"到"瓦塞纳协议"人家在对中国技术"禁运"方面不惜余力，但1999年美国还是出了《考克斯报告》说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当然美国也有人反对这份臭名昭著的报告，最著名的是INTEL公司总裁葛洛夫，他的理由是在美国不给中国继续的技术后，中国可能有能力自行研发——那才是最可怕的。
在信息时代，我们不能失去对世界的基本感觉，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人生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中借丘吉尔首相的话说，一个大国不能使自己的利益受制于任何国际组织，当然更不能受制于一个国家； 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发展自己，无论美国给不给我们市场经济地位，无论WTO多么国际化，我们都不能受制于这些东西。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大国的思维基点。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政界、产业界和学界的有识人士已经充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远远不够，信息时代的国家间的战略对抗体现为总体战，它要求每一位公民参与其中，你不仅仅是一个军人、工人、商人、官员和学者，更重要的你还是一位父亲或母亲，你还是一位消费者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针对中国零售业的现状指出，预计在2005年前，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至少有一半市场将会被外商吞并；2010年前，全国600多个地级城市市场将多数被外商占领，如果放任外资企业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力。他认为政府应立即着手研究后WTO时期对外资的调控手段，参考他国经验，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突出对民族企业的政策支持。
在前不久举行的2004中国企业20年论坛上，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先生警告说，要防止中国经济拉美化，防止经济命脉和国家战略产业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以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为例，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它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0%的家电业，60%的电力工业，50%以上的银行工业都被跨国公司分割了）。魏新先生还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的理论说，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非常地渺茫。因此他大声疾呼："为了本国产业的长期发展，在关键时刻国家扶持是必要的，如韩国的三星、现代，韩国因为它的天然造成自身的限制，没有多大的市场，因此它走的核心是拿资本换市场。在总统府周围有18个机构，从朴正基时代开始，由于政权的力量，国家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才会有了韩国的发展，才会有韩国现在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现在三星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好的企业叫板。"
韩国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正是政府对国家产业的"开放式保护"和大韩民族实实在在的爱国心才使韩国以极小的国内市场孕育出了世界级的大企业。当然韩国经验也不是十全十美，政经勾结导致了效率低下，但是这个世界上谁能否认韩国的成功呢。
在推行"开放式保护"政策中，韩国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把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制改为减免税收，为出口企业提供低利贷款，降低本国货币汇率，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开始将IT、娱乐产业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大力扶持。由文化观光部出面组建韩国游戏支持中心，向韩国游戏产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上的多方面支持，其中包括：成立游戏投资联盟，政府每年向游戏产业投入的资金多达500亿韩元，并为游戏企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设立信息化基金和文化产业基金，为游戏产业服务；对指定的风险企业实行各种税制优惠政策，减少甚至免除游戏企业的税务负担；建设游戏产业基地以扶持中小游戏企业的发展；对从事游戏产业的高科技人才免除两年的兵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韩国网络游戏产业目前已超过汽车工业，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感觉韩国人爱自己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爱自己的文化，他们爱自己的产品，他们没有更多的口号，每一位公民每天都在实践爱国主义。有人说韩国人不是因为韩国车好才不买外国车的，因为韩国车在世界上曾是劣等车的代名词。是因为韩国人只买韩国车，韩国车才变好的，韩国的汽车行业才兴旺发达的！上个月去山东采访，在宾馆遇到两位韩国工程师，他们的中英文都不是很好，但我们讨论得却很热烈。我说了一大串韩国知名品牌后问那两位韩国朋友是否知道中国的品牌，他们想了半天也回答不出一个来，最后是那位年轻的工程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海尔！"我追问他是如何知道海尔的，他说因为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电器几乎都是海尔的——我无言！但那位工程师还是用不十分流利的中文对我说："韩国人爱韩国货"。这里作者郑重呼吁：
中国人爱中国货！
小时候家里曾本线装的字典，大概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吧。奇怪的是这本字典页眉上连载着数封家书（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书，可能是纸缺的原因吧），那是一位家长写给在外学徒的孩子的家书，要孩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定要买国货。这就是我们民族立身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啊，没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殖民化，中国的土地上就会有更多的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终日劳作的廉价现代奴隶！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底韵。她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她使我们奋发图强！
早在2000年，我国就出版了《国家信息安全报告》，这份由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作序的报告指出：计算机硬件、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基础集成电路芯片，主要依赖进口。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基本上是国外产品。在信息时代，如果核心信息技术的在别人手上，一个国家是没有安全、独立可言的。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18号文），它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发，从融资、税收、产业技术、人才吸引与培养、收入分配、采购、出口、产权保护等各方面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扶持。
之后，中国要掌握信息时代核心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2004年9月23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OMIPtm芯片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承担研发任务的大唐电信总裁魏少军介绍，COMIP可以用于通信手机、高清晰电视、PDA等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中，其中在手机基带芯片应用中，COMIP在成本、功耗方面与国际芯片厂商相比有相当优势，它的高集成度使之可以同时替代德州仪器55X7、飞利浦ADI等5块芯片，从而大大降低成本和开发周期。
在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技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市场的支撑，让我们以绵延千载的"中国心"支撑起信息时代的"中国芯"吧！那时，沉睡了太久的中国终将会摆脱信息时代殖民化的阴影，成为东方不可征服的雄狮。
中国人爱中国货——作为一位消费者，让我们作出理性的选择；作为父母，请把这种信念根植在您孩子幼小的心灵之中——那是这个多灾多难民族走向未来的新起点！